彼可取而代也?談接棒國際金融中心的真假議題

是否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不僅是個別條件,例如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差異,或國人英語是否流利的錙銖計較,而是產業發展策略的重大選擇。圖/Pixabay
是否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不僅是個別條件,例如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差異,或國人英語是否流利的錙銖計較,而是產業發展策略的重大選擇。圖/Pixabay

台灣社會好勝的性格,常常衍生出別人能,為什麼我們不能的感慨。香港反送中示威已延續大半年,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或有動搖,台灣社會也出現能否取代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相關討論。金管會主委顧立雄日前提到了五大因素,認為台灣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並不容易,這些因素包括了: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差異、台灣非英語環境、台港稅制不同、消費者保護與匯率穩定措施均有落差等。

這些因素雖非無稽之談,但總有見樹不見林之憾。有無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客觀條件,以及是否要往這條路發展,這些問題互為因果,最終還是要在台灣整體產業發展策略的脈絡下討論,才有意義。如果僅因香港動盪就起心動念而認為彼可取而代之,猶如過去勤練鋼琴的孩子突然看到了運動產業蓬勃發展而想要轉去當體育選手一般,最後進退維谷的機率恐怕比成為運動明星的機率高一些。

先看看台灣。過去數十年,姑不論起因為何,台灣產業策略明顯偏向製造業發展。無論在關稅保護、勞動市場保護、匯率穩定政策與各類產業政府補貼,都看得到台灣採取「有限度保護主義」而維繫製造業的走向;遑論基於國家安全與避免技術外流的考量,對外人投資甚至中國資本,都有嚴格資金進出的管制。這樣的走向當然也影響了台灣各類法律制定的形貌,例如勞動基準法,即是以製造業(甚至是工廠)為假想的規範對象,而與高階服務業的實際需求相差甚遠。

在這樣長期習慣於扶植並管理製造業的社會環境,固然讓台灣產生了台積電、華碩或宏碁等國際知名的製造業,但有得必有所失,台灣過去金融與資本市場並不發達,高端金融人才從不曾在台灣匯聚;而所得淨額453萬元以上即遭40%的所得稅率課稅,對動輒收入千萬以上的國際級高階白領來說,更不具任何來台工作的誘因。在這樣欠缺專業能力與發展歷史的客觀環境下,我國管制者是否真的有足夠的專業人才,隨時對於複雜且隨時變化的金融商品提出快速且適切的管制?

反觀香港,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必先高度整合進入全球金融市場,管制上盡可能鬆綁,使資訊、資金、人員高度流動,同時也承受隨著國際金融局勢而有大起大落的波動風險。姑且不論台灣向來是國際孤兒,對國際間各種遊戲規則(無論是經貿、環境、醫療、或政治)均無話語權,遑論主導規則制定的空間。就算順利融入全球金融市場,國際投資銀行林立,高階白領發大財後舉杯慶祝的美景固然令人稱羨,但冰島轉型後大起暴落的困境也令人驚懼。這些利弊得失,我們都通盤想過了嗎?

我們在此也要強調,是否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或是任何其他產業的國際中心),不僅是個別條件,例如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差異,或國人英語是否流利的錙銖計較,而是產業發展策略的重大選擇。

台灣其實無須對自己妄自菲薄,走著保護製造業的道路但又貪戀全球化的虛榮。國際知名韓籍學者張夏準,即在其大作《富國的糖衣》一書中提出有趣的大哉問:我該讓我六歲的孩子去工作,接受市場的挑戰與洗禮嗎?就他而言,有限度保護主義其實對新興經濟體的製造業至關重要。台灣,是否準備好放棄過去的產業發展策略而改弦易轍,才是「打造國際金融中心」這個命題的根本關鍵。

當然,每個國家都會有自己不同的發展路徑,而每個選擇也都牽涉了保護了誰、犧牲了誰、有沒有其他發展道路可以選擇等問題,而在現代民主國家中,我們期待這些選擇,可以透過民主程序的辯論與公眾監督機制,釐清利害關係並調和資源分配,更重要的是對政策決定注入民主正當性,避免如同俄羅斯一般,使經濟轉型成為政府內部人中飽私囊的天賜良機。民主政治帶來的紛擾固然令人厭煩,但亞洲國家中,台灣最有資格借助民主機制,透過廣泛的辯論與民主選擇,為國家發展調整方向。

蔡英文總統自豪於過去參與台灣加入世貿組織(WTO)過程中的重要談判,但連台灣為何自願升格WTO已開發國家,而受到更高程度的自由貿易規範(相對的也更少保護國內產業的空間),均未見政府說明。這也無怪乎台灣可否接棒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討論,主管機關流於枝微末節的技術性探討。

台灣民眾習慣於在選舉時,對統獨議題激情表態,卻顯少在重要政治時刻對產業發展深度辯論。無論政治人物或民眾,都應一同正視所有國家產業發展的重要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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