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鬆貨幣政策催化貧富不均加劇?

各國央行的寬鬆貨幣政策讓崩跌的股市一夕反轉,尤以科技股為最,但只是讓資產擁有者更加富裕。圖/美聯社
各國央行的寬鬆貨幣政策讓崩跌的股市一夕反轉,尤以科技股為最,但只是讓資產擁有者更加富裕。圖/美聯社

鑑於疫情重創全球經濟甚深,各國央行遂啟動多種寬鬆貨幣政策救經濟,但有專家學者開始擔心此舉將重蹈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覆轍,帶來所得分配更趨不均的巨大後遺症。惟就理論而言,寬鬆貨幣政策是否必然促成所得分配不均,官方及學界至今仍有不同看法。

像是英國央行於2012年的研究顯示,量化寬鬆(QE)貨幣政策提升了資產價格與家庭財富,也使分配嚴重傾斜。然而,美國聯準會前主席柏南克(B. Bernanke)曾於2015年表示,所得分配不均現象是否該歸咎於貨幣政策,並不易釐清;歐洲央行前總裁德拉吉(M. Draghi)於2016年提到,貨幣政策經由各種傳遞管道,可明顯降低失業率,有助於低所得的家庭,前副總裁康斯坦西奧(V. Constancio)亦在2017年指出,歐元區所得分配不均主要是長期因素所致,貨幣政策的影響力相對較為次要。

日本學者中島誠(Makoto Nakajima)於2015年的研究則指出,貨幣政策的整體分配效果取決於四個管道:一為薪資異質性管道,即貨幣政策對不同產業部門的勞工薪資會有不同衝擊,以致影響所得分配;二為所得組成管道,即貨幣政策對不同家戶所得組成的影響有別,若寬鬆貨幣政策使投資收入及利潤增速較勞動薪資快,則會進一步惡化所得分配;三為投資組合管道,若央行持續推動寬鬆貨幣政策,進而推升各類資產價格,將有利於高收入家戶,無助所得分配;四為資產與負債效果,因擁有較多資產的儲蓄者通常比負債高的貸款者更富裕,一旦央行維持低利率,將有利於負債高的貸款者,或將有助改善所得分配不均。

就此看來,政策執行者較傾向認為寬鬆貨幣政策未必造成所得分配不均的結果,但學界則存疑。為了釐清貨幣供給對所得、就業、物價、所得分配的真正影響,近年有許多研究將貨幣供給變化的循環性因素剔除,僅探討央行「出其不意」的貨幣供給部分,即貨幣衝擊(shocks)對總體經濟變數的影響,惟出其不意的貨幣衝擊甚難以衡量。

有學者根據1969至1996年間聯準會公開市場操作委員會(FOMC)貨幣政策會議資料,計算其基於景氣狀況所可能推出的應變政策後,加以剔除,建立貨幣衝擊數列,並研究其與前述總體經濟變數的關係,發現寬鬆貨幣衝擊能有效提升產出成長並推升通貨膨脹率。亦有學者使用同一方法進行研究,發現聯準會提升聯邦資金利率將使產出減少、失業率上升、通膨率下降。同時,從1990至2013年間的資料顯示,聯準會升息100個基點將使以家庭可支配所得計算的吉尼係數在1年內提高1.25%並繼續上升,影響力將在第7年累積升至2.5%後漸平息。

儘管前述只考慮「出其不意」的貨幣寬鬆衝擊,似乎有助所得分配,但央行「實際」貨幣政策對所得分配的作用管道甚多,且影響並非在同一方向。而且,許多管道均指明,實際上央行的寬鬆貨幣政策較不利所得分配。此外,近期更有一些學者點出,央行的貨幣政策影響具有不對稱性,即政策寬鬆及緊縮對所得分配的效果力度並不一樣,使寬鬆貨幣政策引起的分配效果更形複雜,亦即貨幣政策影響所得分配的方向仍有待釐清。

其實,比起傳統的理論與研究方式,寬鬆貨幣政策對所得分配的實際影響,在真實世界更容易感受得到。以今年疫情大流行後,各主要央行推出的寬鬆貨幣政策來說,雖然其讓受疫情擴散而崩跌的股市一夕反轉,並持續回升(尤以科技類股為最)。國際金價亦因資金氾濫而水漲船高,一度低迷的房市也重拾生機。這種資金氾濫推升資產價格的現象,比比皆是,從知名球星麥可.喬登(Michael Jordan)穿過的一雙舊鞋,竟在今年5月蘇富比拍賣會上以56萬美元成交,可見一斑。另一方面,雖然近期美國請領失業救濟金人數也從高峰回降,但失業率回降主要是放無薪假人數減少,而非永久性工作者增加,顯示寬鬆貨幣政策推升資產價格,卻無助改善就業市場及提高薪資所得。這一結果將使得資產擁有者更加富裕,勞動階層卻無緣跟進,令所得分配更形惡化。

要言之,央行藉由寬鬆貨幣政策激勵經濟時,應將貨幣政策的所得分配效果納入考量,否則將為了穩住經濟卻失了公平正義。

誠如安聯集團首席經濟顧問伊爾艾朗(M. A. El-Erian)所言:「我們絕對不能重蹈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覆轍,也就是贏了戰役(對抗蕭條),卻輸掉和平(維持經濟永續成長)。」即使多數央行認為透過物價穩定可維持貨幣的購買力,且貨幣政策本身並不會干擾所得和財富分配,有些甚至聲稱,分配不均不是央行政策的結果,解決不均問題應是政府其他部門的事。但從金融海嘯後的經驗可知,解決分配不均問題雖不是央行的法定職責,卻絕對是央行不能忽視、也不容迴避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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